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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主任被指控受贿的辩护

时间:2019-08-12 15:40:35

  本案的基本情况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先生在担任某县某镇管理区办事处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协助办理石灰公司和水电站有关业务中,收受石灰公司干股红利十余万元,收受水电站股东等送款4万多元,东莞刑事律师接到案件后,对此案件做无罪辩护。

  辩护主旨:对于石灰公司的主管机关来说,被告人梁先生根本没有任何职务。被告人能够帮忙矿窿公司取得采矿资格,并未利用职务之便,而是利用人情朋友关系。最后,被告人梁先生每月领取的300元,是在其实际出资后、全体股东决议后领取的为水电站运转必要开支费用,并非“非法收受财物”。最后,被告人在担任双溪村委会主任期间,为了发展本管理区的经济,发展民营、乡镇企业,提高本地村民的生活质量,利用自己的私人朋友关系,为企业奔波,最终获取乡政府、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合法批准同意,从没有为他人及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一,受贿罪的法律释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从法律上讲,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三点:一是利用职务之便;二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三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索贿除外)。

  结合本案,控方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本案的关键词就是几个,第一“职务之便”。第二“非法收受财物”,第三“为他人谋取利益”。下面辩护人就紧紧结合以上三个关键词来辩护被告人究竟是否属于受贿。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双溪石灰公司股东干股红利111177.22元的证据存在明显矛盾,不足采信,法律上也不能认定受贿。

  起诉书指控,1994年初的一天...1994年7月,被告人担任双溪管理区办事处主任后,梁某昌、梁某国找到被告人帮忙解封,并讲好如事情办成,被告人可以投资入股,1996年4月,被告人梁先生(法定代表人)以双溪石灰公司向县矿委以申请采矿许可证,当年5月石某县矿委颁发采矿许可证,1996年6月正式投产,为感谢被告人的关照,双溪石灰公司股东分红时梁某昌、梁某国等股东商量决定给予被告人以其儿子梁某标的名义入“干股”,...1996年至2004年12月间,被告人收受双溪石灰公司股东梁某昌、梁某国、梁华基等人干股红利111177.22元,具体是....。(见起诉书第二页第1行至第22行)

  公诉机关综上认为,被告人利用其担任双溪管理区办事处主任的职务获取干股并取得红利。辩护人认为,公诉人的理由并不充分且违背事实的。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利用职务之便”中“职务”的含义。

  对于此,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纪要》中认定职务之便的关键词为一为“主管、负责、承办的职权”;二为“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职权”;三为“担任领导职务,通过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下级的威慑职权”。

  其次,对于双溪石灰公司的主管机关来说,被告人梁先生根本没有任何职务。

  依照起诉书的指控,被告人梁先生的职务是双溪管理区办事处主任(侦查卷宗显示的编码为第159页)。实际上被告人仅仅是村委会主任,下面会专门再论述。石灰石矿属于矿产资源,其主管部门为石某县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作为主管机关,石某县矿产主管部门并没有委托被告人梁先生管理。石灰石矿是否能开采,必须由主管部门即石某县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批准。是否能够批准,被告人梁先生没有任何话语权,当然更谈不上负责、承办等权力。同时石某县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与双溪管理区办事处没有任何隶属、制约关系,也就说被告人梁先生根本不能制约石某县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至于领导,被告人更谈不上是石某县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从以上分析,对于双溪石灰公司来说,被告人梁先生没有“主管、负责、承办的职权”,没有“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职权”,“担任领导职务,通过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下级的威慑职权”。没有以上三种细分的职权,当然就不可能存在“职务之便”。

  再次,被告人能够帮忙矿窿公司取得采矿资格,并未利用职务之便,而是利用人情朋友关系。

  双溪石灰公司取得采矿资格,最终是石某县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审批同意的结果,也就说,本案关键的职务职权在石某县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侦查卷宗显示的编码为26页至32页广东省采矿申请登记表、第51页广东省采矿许可证粤矿集许字第   号)。梁某昌、梁某国、梁华基等人经营的石灰石矿之所以被查封,是因为其四人未申请获批采矿许可证,没有取得合法采矿权。被告人动用自己的朋友关系而非职务关系协调为双溪石灰公司取得了相关的证照。请法庭注意,被告人是协调处理而非直接发证,如果是被告人直接发证,很可能利用职权,涉嫌受贿。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协调行为不仅不是利用职务向下级的威慑,反而更符合向上级求情的。向上级求情无论是否参杂了人情朋友因素,都不能说利用职务之便。“求”与“便”正好是反义词,也就说,公诉机关认定此案梁先生利用职务之便完全是颠倒的。

  最后,被告人并未持有广义刑法上的“干股”。

  第(一),弄清楚“干股”的定义。所谓干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第(二),依据以上定义,“干股”只能存在公司行为中。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出资(包括货币、实物、只是产权、土地使用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衣服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后才能取得股份,故只有有限公司才有股份的存在,而双溪石灰公司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石某县人民法院认定系合伙企业,即名为“公司”实为“合伙企业”。【侦查卷宗显示的编码为81—98页广东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中法经一终字第139号,第163—172页广东省石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法经初字第268号】。该两份判决书均是生效的法律文书,是经司法确认的。

  第(三),无论何种形式的干股,前提必须是“利用职务的便利”。被告人是否利用职务的便利,此前已经充分论述,不再赘述。被告人梁先生是基于人情朋友关系协调办理相关证照并聘请有关技术人员到石场勘探资源,提供了服务,这种服务不仅有劳务、差旅费等成本指出,并且给公司实际带来了价值,应当得到回报。卷宗显示,其它以现金投入的合伙人认为被告人家对石场有功,从而认可被告人为合伙人,也就说,其他合伙人同意劳务出资。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是可以以劳务出资的,劳务出资在法律上得到认可。被告人则要求以其子梁某标为合伙人,也得到了全体合伙人的同意,所以梁某标为合伙人之一(中院判决书第14页1—6行,石某县法院判决书第4页4—9行及第7页第8—12行)。故被告人未取得所谓刑法上的干股。

  第(四),被告人梁先生是否有刑法上的“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行为?如前所述,合伙人是梁某标而非被告人梁先生,梁某标取得合伙分红是法律赋予合伙人的权利,关于此合伙分红,经过两级法院的判决,最终法院都支持了其的合法诉讼请求,最后法院依据生效的判决强制执行了款项。公诉机关拿出生效并经石某县人民法院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判决来指控梁先生犯罪逻辑上是错误的。辩护人简单反问一句,如果将来判决梁先生有罪,究竟是以前的法院判决错了还是将来的判决错误。辩护人认为,判决书就是证明梁先生的行为无罪的最好证据。关于干股及红利,判决书就原来很大的争议做出最终认定合法,如果当时法院确认是干股的违法行为,当然不会支持梁某标的诉讼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判决书判决内容的行为就直接排除、否定“非法收取财物”的指控。

  综上,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双溪石灰公司股东干股红利111177.22元的证据存在明显矛盾,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认定受贿。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收受双溪水电站股东梁某山等等人送款48900元的受贿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受贿。

  起诉书指控,1997年下半年,梁某山等等人合股投资兴建水电站...被石某县水利部门制止停工。梁有山等股东找到管理区办事处主任梁先生出面协商解决。在被告人的出面协助下水电站得以建成发电,梁某山等股东为感谢梁先生的照顾,决定在水电站投产发电后每月以主任协调理顺的名义给梁先生300元好处费。从1998年4月至2011年10月计163个月,被告人共得好处费人民币48900元.....。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梁先生每月收受的300元并非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取得,被告人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该300元属于各股东自愿处分财产的结果,是被告人领取的为水电站的必要开支费用,并非“非法收受财物”。

  首先,被告人不具备刑法上的“利用职务之便”中的“职务”。

  所谓职务之便,《纪要》中认定职务之便的关键词为一为“主管、负责、承办的职权”;二为“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职权”;三为“担任领导职务,通过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下级的威慑职权”。对于此,前段已经充分论述,再次不在赘述。被告人梁先生的职务是双溪管理区办事处主任,其没有资格和权力批准水电站是否停工、开工。水电站的开工、建设必须由石某县政府及水利部门批准。也就说石某县政府及水利部门的领导才拥有水电站的停开等职权。被告人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仅仅充当了“说客”的角色。被告人利用人情朋友关系,不停的往县政府、水利部门奔走并向上级领导反映,最后获得政府及水利部门的同意。整个过程中,与被告人所任职务双溪管理区办事处主任没有任何关系。辩护人反问,一个管理区主任能利用职权强迫县政府及水利部门做相关的事情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县政府及水利部门最终批准也是基于对农村的发展及对乡镇企业的扶持的结果,此批复合法有效。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处理水电站事宜上与其职务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人梁先生即使是办事处主任但绝对管不了石某县政府及水利主管部门,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显然不能成立。

  其次,被告人梁先生在水电站中是双重身份,他既是双溪管理区办事处主任,也是双溪水电站股东。

  卷宗显示,1997年6月21日梁某山等做为自筹资金要求改造水电站的农户向双溪管理区申请将水轮泵站改造为水电站(侦查卷宗显示的编码为32页),1997年7月8日双溪管理区向石某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县政府研究决定于1997年7月18日批准申请,同意建造水电站(侦查卷宗显示的编码为33页),1997年11月12日石某县水政监察大队通知水电站停建(侦查卷宗显示的编码为34页)。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被告人是与其它农户(水电站股东)一起申请的,是以农户的名义而不是双溪管理区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申请的,在水电站的初期就已经参与了水电站的工作,当时股东均未出资。上述证据均有梁某山及被告人的签名、石某县双溪镇人民政府印章、石某县水政监察大队印章,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起诉书指控“梁某山等等人合股投资兴建水电站...........被石某县水利部门制止停工。梁有山等股东找到管理区办事处主任梁先生出面协商解决。”的内容与证据显示的内容是完全矛盾的。在水电获批准后,被告人与其它股东一起出资,被告人梁先生出资72000元而取得股东资格,这一点,被告人及证人梁某山的陈述中均明确说明。

  最后,被告人梁先生每月领取的300元,是在其实际出资后、全体股东决议后领取的为水电站运转必要开支费用,并非“非法收受财物”。

  300元是全体股东在处理内部事务行使股东自己权利的结果,虽名目为主任协调理顺补助,但实际上被告人均是以农户及股东的身份而不是主任身份领取。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不仅在石某县,在全国办企业都非常难,难在光盖章、办证就需要跑遍相关管理部门,还有各类繁重的税费,更不说各部门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吃拿卡要”的情况。协调各种管理关系,当然需要精力和相关的差旅费和小额烟酒水果等零花钱。在水电站日常发电过程中,常常需要清理输电线路,即修理线路下面的树枝等障碍物,这些钱都是梁先生从这300元支出的,其他股东和公司都没有出一分钱。以上事实,证人,水电站会计也有说明。“小额的烟酒水果钱支出,具体联系业务由梁某山和梁先生去办。”(详见侦查卷宗75页)时至今日,公务接待仍然是“三公”经费的重要支出部分。也就是,水电站要想得到顺利发电,协调各种关系是必须的。协调关系当然要有人出面,股东共同出钱。本案,这每月300元的主任协调费就是股东共同出钱,股东之一梁先生出面办事的费用,用于水电站的必要开支,并非额外的分红。辩护人认为,无论是费用还是分红,都不能认定为受贿。梁先生自己就是股东,难道自己给自己行贿?因此,梁先生的300元既不能认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也不能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

  四,被告人梁先生的基本情况

  首先,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梁先生身为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辩护人认为,梁先生既不是受委托公务人员,也不享受有涉案指控的职权。

  第一,依据侦查卷宗第157页,石某县某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梁先生个人基本情况》,据律师了解,1994年7月至1999年3月,被告人任双溪管理区办事处主任期间,双溪管理区办事处没有下属的其他自然村村,双溪办事处直接领导村民小组。也就说,当时双溪办事处就相当于双溪村,办事处主任就相当于村主任。1999年3月至2002年3月,双溪办事处变更为双溪村委会会,被告人梁先生职务就相应的变为双溪村委会主任。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梁先生职务实质就是村主任而非办事处主任。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梁先生担任办事处主任而不指出其实质是担任村主任的事实,显然人为的拔高了被告人的地位或者说故意规避了被告人担任村主任这一有利事实,这显然对被告人非常不利,请求法庭查明,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被告。

  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全国人大修改为“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公诉人指控梁先生利用职务之便的职务,没有一项符合以上法律的规定的事项。梁先生既然不担任以上法律规定的行政管理工作,就不可能成为刑法追诉的主体。对于以上法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通知 特别指出(高检发研字(2000)12号)三、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查处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案件过程中,要根据《解释》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严格把握界限,准确认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活动是否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解释》所规定的行政管理工作,并正确把握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和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经营、管理活动不能适用《解释》的规定。

  通过以上论述,辩护人不仅发问,被告人梁先生受哪个机关的委托,委托其做什么事情?委托事项的职权与水电站审批、石灰的开采有联系吗?如果被告人梁先生没有水电站、石灰的审批权,被告人就不可能利用职权,就不属于受托从事公务,就不可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其次,依据侦查卷宗第157页,石某县某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梁先生个人基本情况》,被告人于2003年10月离岗退养。被告人从2003年10月之后就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如果依照文字的理解认定为“主任协调费”,那么被告人梁先生没有担任主任后为何还有主任协调费?辩护人认为,关于水电站的事件,被告人退休后收取的主任协调费更能说明被告人没有利用职权,也没有可利用职权。

  最后,被告人在担任双溪村委会主任期间,为了发展本管理区的经济,发展民营、乡镇企业,提高本地村民的生活质量,利用自己的私人朋友关系,为企业奔波,最终获取乡政府、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合法批准同意,从没有为他人及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且被告人在以前从未有过违法犯罪的行为,故请求法庭判决被告人无罪。被告人梁先生幼年九岁丧父,老年六十几岁遭遇牢狱之灾,中年为官时干部、群众口碑极佳,退休后身陷囹圄,身体又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苦不堪言,值得怜悯。这些实际情况请求法庭一并考虑。